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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巧合之下，台北的“国立音乐厅”就在我订的酒店旁边，而且刚好在我住下的当天晚上有一场音乐会。是法国巴黎交响乐团。正好还有一些靠前的位置，第四排 31 座，算是三等。第一等 10,000台币，第二等6,800 台币，第三等5,800 台币。后面的还有 3,800, 2,800, 1,800 台币的。我从来没有现场听过音乐会 — 任何音乐会都没有。既然来了，听听也好。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我甚至不知道当天晚上演奏的曲目。第一个是柴可夫斯基的，具体叫什么也不知道。第二个更是一无所知。所以我无法期望将来的自己重新看这篇日记的时候能够得到点什么音乐的资料。我想说的，不过是一个音盲对音乐会的理解。

音乐会开始之前有一个现场对音乐团总监的采访。原来法国最顶级的交响乐团的总监是英国人，算是半个台湾女婿，因为他太太是半个台湾人。曾经到过他太太的外公家，就在台北。一个小时的采访讲了很多内容。采访人兼职翻译。但是看得出来，在场的很多人都是能够直接听懂的。看起来，到这个场合的人的基本素质都很高。

【流畅】

交响乐团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震撼：震撼于其乐手人数之多，乐器之复杂。而在第一个音符开始的时候，这种震撼尤其强烈。我完全听不出来这是合奏。我只是感觉一种浑然一体的宏厚。这种“宏”，不仅仅是“洪亮”的“洪”，声音高，声音也大，然而绝对没有刺耳，更没有惊吓。有的只是一种从耳朵直接到精神，乃至于灵魂的触动。这种力量绝对不是某人一拳打过来，然后我感觉到手，脚，背，胸，某个单独的受力点，然后身体被带动而变得失衡。这种力量是一种沛然宏大，不可阻挡的力量。让我整体地随着音乐一同前行。

被音乐带动的是我的全部身心和注意力。我听不出来乐器的变化，乐器的加入和减少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感觉到一种安全的被裹挟的一泻千里，有时候是惊涛骇浪，音乐的起伏很大，有时候是平缓从容。甚至于有点昏昏欲睡。有时候声音低沉到几乎不可察觉，而后这种不可察觉又被小提琴的独奏唤醒。你只觉得没有一处不应该，没有一处有违和谐。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包括中间夹杂的几段小提琴独奏，一切都让你感觉理当如此，原来如此，本来如此的妥帖。

我神游物外的时候，我最明显的情绪居然是“担心”。耳中听着浑然一体的音乐，眼中看见的确实全然不同的个人肢体动作。在我这侧的是十多位小和中提琴手们。他们年龄各异，身高不同，性别混杂，姿势不尽然合拍，小提琴的弓也是角度参差不齐。一切都充满了个性。然而他们发出的声音，却只有一个。至少听在我耳中的只有一个。这种视觉和听觉的反差让我一直有一种可笑的揪心。我真的很担心他们某个人会出错。我很害怕耳中听到的这种完美被破坏。我一直都有一种在悬崖边奔跑的感觉。一方面是绝佳绝美心旷神怡，而另一方面，却又是步步惊心，稍有不慎则是万劫不复。这种纠结让我在听到十几分钟的时候，就感到很累了—-受我自己这种近乎于“愚蠢”的想法的折磨。只有当音乐转移到小提琴独奏的时候，我的精神才松懈一下。然而这种松懈并没有维持多久。我的注意力很快被小提琴的“干净”和“纯粹”所吸引，仍旧是一种揪心，只不过这次是过万丈深渊上的独木桥。声音清脆，纯净。然而我这种愚蠢的担心又开始了。这次，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担心什么。因为我毕竟对音乐一窍不通。

音乐会分上下两场，分别是 45 分钟和 35 分钟。说实话，当音乐会全部结束之后，我更多的不是满足，而是一种如释重负：终于完美的结束了。

如果说要有什么收获，我想，也许或者大概，“流畅”是一段音乐和一个团体相结合的最高境界吧。

【指挥】

我不懂音乐，不懂交响乐，更不懂交响乐的指挥。根据总监的介绍，这个指挥才 30 来岁，是欧洲国家级交响乐团里最年轻的。总监在指挥 25 岁的时候，在咖啡厅里仅仅面试了几分钟，就决定聘用他。总监说不怀疑指挥对音乐的理解，仅仅是有点担心他太年轻，对人性的理解不够。但是指挥不负众望于栽培，八年来一次一次的证明了自己。

我离指挥很近，近到看到的不仅仅是他的肢体动作，还有他的面部表情。我看不懂他的指挥动作，有时候动作很小，有时候身体幅度很大，有时候用指挥棒，有时候只是用手，甚至仅仅是手指。然而正是一窍不通的我，在某个时候突然感到我似乎通过他“看到”了音乐。我似乎能够通过他的身体变化感受到音乐背后的情绪，这种情绪是整体的，流动的，压抑的，然后通过他的肢体迸发出来，让我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指挥的动作很多时候很强烈，一小部分时候动作很小。我说不上来究竟是什么样的契合。但是我分明能够真真切切的看到音乐的变化。特别是有一段很长的小提琴独奏，指挥拿着的细长的指挥棒急剧的抖动。那种动作上的干脆，利落，外加上指挥一直凝视着小提琴手的专注，让我感觉到那正好是音乐的具象体现：一如那种高山上凛冽，清新，却又并不寒冷的无法看见的空气的完美体现。

看完了一个半小时的音乐，我仍旧一窍不通。然而这并不妨碍我感觉看到了一场盛宴。

【首席小提琴手】

一直都听说过这句话“首席小提琴手是乐队的灵魂”。在音乐会前面的介绍中，总监说他发掘这位小提琴手的时候，他才 13 岁。仍旧是一眼看中，仍旧是惴惴不安的期待中，当年 13 岁的小男孩脱颖而出，不负众望。而我在音乐会上的感受是：他能够压得住场面。

小提琴的悠扬，清澈，纯净，变化分明，然而流畅，绵绵不绝。我能够回想起来的感受大体就是这些。多了，我也说不上来。然而让我觉得更加不容易的是首席小提琴手的专注和沉稳。在宏大而浑然一体的合奏将断未断的瞬间衔接过来。犹如大江大河奔流如下的瞬间激扬而出变成声音清晰可见的山涧奔泉，然而在情绪上没有丝毫的违和感，仍旧让人感到本然如此，犹如一个人站在大自然前面，前面的视角是澎拜的大江，然而视角一换，变成山间涓流，山河仍在，却成了配角，而主角却变成了溪流，初极细，而后变得湍急，在山间腾挪变幻，而后纵身一跃却又变身为大川，回归整体。所有的变化，都是自然山河的一部分，我听到的始终是一个整体。小提琴带来的更多的视觉上角度的切换，在情绪上，他们的连接从未间断。

可以说，小提琴的独奏是将一个人的灵魂在你眼前抽离出来，纵情变幻一番，极尽所能之后，又回归本体，仍旧是自自然然的在哪里继续表演。这是一个看得见的灵魂。

【传承】

总监在采访中说，这是一家百年传承的乐团。新人总是能够在最优秀的前辈旁边聆听，学习，参与。而大部分前辈在一段时间之后，都能够拿到终身保障(Tenure)。传承在这里至关重要，或者说，是这队乐团的使命。我深以为然。音乐会的表演是一时的表象，背后是十年之功的磨练。如果一个乐团的目的是表演，那么音乐也就被放弃了。纯粹的艺术从来都无法单独存活。然而没有它们，我们人类将黯然失色。

我突然又多想到了一点：能够继承音乐技巧的是少数。他们是技艺的传承者。但是大众也是传承的一部分。虽然我不懂，但是今天我能够听到，感受到，或者说能够产生共鸣，至少提供了艺术生长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台上和台下一起传承了我们人类共有的文明。

Cathy 仍旧邀请我住她家。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好太麻烦她们太多。他们夫妻两个毕竟也有自己的事情。多嘴一句：和他们一起生活的还有一个马来西亚过来的保姆，叫阿娣。三十来岁，能讲好多语言，跑过不少地方，去过迪拜。阿娣一直都是在做住家帮佣，最后还是回到亚洲。据她说马来人在台湾的不少。阿娣的中文很好，很亲切的一个人。

我住的旅馆在新竹市中心的位置。几个街口之外就是一个热闹的购物中心，旁边是国立女子高中，离市政府也只是两个街口的位置。新竹这个城市其实不大，总共也就是 40 来万人口。在大陆算是一个“ Ⅰ 型小城市”。然而在这里，算是二级城市。这里离常说的“新竹科技园区”不远，相比而言，这里更加陈旧。我没有机会，也没有计划去看台积电。想来应该是高大敞亮的办公楼和高科技厂房。这些外在的绚丽对于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除非能够近距离内部观察。想来我没有这个分量。

新竹的城市很干净，因为是全水泥覆盖，大街小巷上没有一丝尘土。市中心还有一条不大的小溪，小溪就近修了公园，容市民行走晨练。算是这座钢筋水泥城市里不多的绿色。这里的盆栽植物其实也不少，种在地上的小树也很有一些。然而总体而言，绿色是最稀缺的颜色。房屋多数是五六层的小型公寓楼，比炮楼大一些，但是仍旧狭长深入半空。也许是房屋有些年头了，日晒雨淋久了，外墙总有一些锈水斑斑。整个城市灰蒙蒙的，在看不见的热气中偶尔有些扭曲，虽然这些并没有达到给我破败的感觉的地步。大概也是因为有清理吧，这些灰暗更多的是给人一种介于沉重和稳重之间的感觉。似乎是在经历了少年时的张扬之后的踌躇。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算是一个健谈的人，又或者我这两天说得太多，看得不够，想的太少？每每说起，他们总会问我对台湾的感觉。我说时日太短，不好过多评价。但是可以从“干净”这个角度说一说。

大陆的城市在我小时候多半不是很干净。武汉更是“脏乱差”的典型。我从小学到大学的十几年来，无论是县城还是省城，变化都不大。然而把时间跨度再拉长一点，用四十年的跨度来说，我只能用改天换日来形容。现在的大陆，至少在我看到的地方，包括我老家通城，已经干净了很多很多。现在的武汉，干净的程度应该和台北不相上下。老家通城，也仅仅是比新竹差一点点。这一点，去过大陆的几个台湾人也都点头同意。大陆正在变得日渐规整，有序，干净。

美国曾经很干净。我三十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就震惊于它们的街道的干净整洁。无论是城市中心，还是居民小区，总给人一种舒适安逸的宁静。然而也许是时日久了，慢慢注意到了很多细节。又或者，不客气的说，居民区大概仍旧好一些，然而美国的城市–至少在市区–已经很不干净了。随地的纸屑，飞扬的塑料袋，夹杂着各种异味。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资格进入大众视野的国际化都市。旧金山除了一些主要街道还能够勉强入眼，很多微小细节和非主要街道，已经连最基本的体面都维持不了了。

至于台湾，我目前只是到了台北，新竹和湖口乡。一个是这岛上最大的城市，一个是中号的城市，另一个则是乡村级别的小镇。这里的干净大体统一。台北应该更好一些，绿化也很好。至少在总统府附近。不啰嗦的说，台湾的干净好过大陆，然而已经开始显现颓势。颓势是说体面仍在，然而所有的东西在日渐一日的陈旧下去。

这种颓势不是某个地方或者城市所独有。所有的城市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大陆的城市也不例外。只不过比较起来，大陆的城市改造还在继续，新的建筑不断刷新着居民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美国已经先进了半个世纪，日积月累的颓势终于变成了破败。而台湾，就这几个城市而言，情况则正好介于大陆和美国之间。我和当地人聊天，他们都说已经几十年没有什么新的基建了。我坐慢火车–当地人叫做“区间车”–从新竹到台北，虽然站台和火车仍旧干净，然而设施的陈旧老化已经不可避免。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个城市的问题。而是“政治”–众人之事。然而现在的台湾政治气氛好像并没有专注于这些方面。

我为什么关注城市的“干净”。因为“干净”需要法治，监督，和市民的自制。三者缺一不可。而这三种，又构成了一个社会能够发展的的底线。美国这个社会最近几十年城市没有什么发展变化，因为已经失去了底线。在我看来，市政建设是一个城市生存的必要条件。另外，市政建设是一个不断漏水的池子，因为需要永远的维护。一旦漏水的速度大过进水，城市的衰败不可避免。我不懂市政工程管理，但是我想有一个问题是每个这个位置上的管理者需要思考的：如果空地没有了，建无可建，城市是否只能衰败下去？

我准备在台北再看一天，然后坐台湾的高铁去高雄。看看台湾的南北有没有什么不同。

女儿的老师组织了一个到台湾做义工的活动。做父母的不放心，老婆批准我这次陪同。遂有了这次 10 天的台湾之行。

到机场接我们的是惜惜老师的姨母Cathy。乍一看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问一问才知道她是我父母辈的年龄，实在是出乎意外。Cathy 很是健谈。半个小时的车程里就知道她祖籍广东，台湾土生土长，后来又到了美国待了四十年，和老公一起在大陆开厂下单。直到最近年龄大了，才回到台湾修生养息做慈善。Cathy 非常热情，知道我们没有吃饭饭，特意绕道带我们去吃了一顿日本炸肉排。环境非常不错，按照美国的物价的话，价格也很实惠。晚上更是热情邀请我们住到她家 — 虽然我们已经订了房间，但是盛情难却，外加上好奇，我们第一天就住在了Cathy 家 — 原来是一层极大的公寓。一个大到可以当半个舞厅的客厅，早餐厅，窗前书榻，五个或者更多浴卫齐全的大套房。厅里面更是有我常在电视里见到的象牙雕塑，红木茶几太师椅。。。终于知道了原来创作来源于生活。顺便说一句，Cathy 家的小套房和我自己房子的主卧还要大上一圈。

Cathy 的老公姓萧。从父辈开始就经商。我没有多问。第二天早上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和老先生攀谈起来。说老先生其实有点过了。萧先生有半长的头发，没什么皱纹，精神状态极好，语速沉稳。整个人看起来更像是艺术家，而不是一辈子的商人。按照他的说法，他在 82 年就开始考察大陆的商业环境，从私人家庭小件采购开始，到最后下大订单，直接拥有自己的品牌，经销遍布美国。算是见证了一整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从最初的粮票，布票经济，买几块花岗岩要省委批准，甚至受邀到中南海–自然是没有见到邓公，而是止步于国家部委；到后来将香港的工厂订单转移到广东，见证了所有的批文流程，官倒，双轨制，大大小小的各种腐败，太子党，贪污受贿，到后来逐步有序，健康，到如今生气勃勃，规整先进到无法正视和想象。在他的眼中，中国的发展颠覆了所有人的预期。而从他的语气中也能够感觉到那种难以置信的佩服。我很能够理解他的震撼。也或多或少的突然理解到《中国崩溃论》的作者章家敦的判断未必全是基于凭空猜测。空穴来风，终究还是有它的出处的。

我无从佐证萧先生的经历。然而我能够感觉到两点一定是真实无比的：首先是中国的改变在正确的道路上，其次就是中国的改变震惊了所有人。

萧老先生担心未来的变化，觉得中国如今已经发展到了极限，或者说空间已经不大了。我告诉他我不太认可，因为中国仍旧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有太多的乡村和三四线城市仍旧在变化之中。萧先生点点头，礼貌性的表示他去过大陆很多很多次，但是仍旧局限于沿海一带，并没有深入。比如说我的老家湖北，他只是最近去过一次恩施大峡谷而已。

如果说有所收获，我想，第一天学到的就是突然窥视到了一个几十年的台商是如何见证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吧。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视角。

突然想记录一下这几天的时事政治。不是因为这些很重要，而是有一些情绪想发泄一下。

首先自然是以色列空袭了伊朗。我初初是感到愤怒。而后感觉到伊朗的窝囊。等到今天–算是第三天，我只觉得好笑。狗咬狗的事情，没有什么好计较的。看热闹就好。另外的一个感受就是：人要自立，国要自强。中国现在走的路挺好。看着视屏上满天飞舞的导弹在伊朗和以色列上空互访，我突然觉得乱世其实已经来了。而一个国家能够在今天的乱世中保一方乐土，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和平，只有当有了战争的威胁的时候，才显得宝贵。

我对以色列不了解，除了陌生之外，并无特别的好感或者厌恶。对犹太人则是和一个普通的人接受了一些大众影视化的剧本之后的感受：同情他们在二战时的悲惨，敬佩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的坚持，也感谢他们之中无数优秀的科学家对人类的贡献。然而现在却有了太多的改变。了解了他们在加沙的行为，知道了他们的先发制人的强盗逻辑。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厌恶。在这里免不了接触一些犹太人，就个人而言，这些人都是受过很高的教育，生活水平，个人素质都不错。然而我现在的感受归结到底只有一点：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

我对伊朗同样不了解。我只知道他们最近两年国家政策东倒西歪，投降软弱和嘴硬并行，国内问题重重，国际上摇摆不定。如果一定要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一个嘴硬高傲的跪人吧。个体层面的接触有过两次。印象很深刻。第一个人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信，觉得自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巨人。中国人勉强可以跟上，美国人在他们的眼前提鞋都不配。另一个对中国充满了厌恶，对中国的评价只有两条：没有言论自由，和用欺诈的手段将最廉价糟糕的中国产品换取了他们宝贵的石油–还不知道感恩，没有了伊朗的帮助，中国马上就完蛋了，是伊朗救了中国。这个人自然无法代表伊朗。不过他很成功的在 30 分钟内，让我对伊朗失去了所有的好感。

另外，今天是美国懂王 79 岁生日，也是美国建军 250 周年。华盛顿将举行 1991 年以来首次阅兵意思。反对者将在美国 50 个州同步举行 2000 场“No King”的示威游行。同时也会有大批的美国军队和国民警卫队陪同“共襄盛举”。而我们一家人准备早上去看电影，中午在外面吃饭。下午在家里呆着。

乱世已经来了。幸运于此，不幸亦如此。

这算是第二篇对我妈妈的祭文。很难说能够和什么人分享。也许，或者，勉强和未来的自己吧。

六月八号是去年妈妈去世的日子。相对于去年那个时候的剧烈的情绪波动，一年之后的我平静了很多。当年的那个空洞被填补了很多。说不上是什么填补了这种感情的深渊。我知道不是时间，也许，是慢慢沉淀下来的回忆和逐渐理性的对死亡的接受吧。

这次周年祭是带着两个女儿过去的。惜惜已经能够领会很多很多我的感情，秀秀仍旧是懵懵懂懂。我磕头，敬茶，敬酒，烧纸钱，女儿们也照着我的样子做。我自己对这些仪式性的东西其实也是一知半解。然而这份虔诚肃穆还在，我想女儿们纵然不能得到这个文化侧面的传承，她们至少也了解了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先人的吧。我想，等我百年之后，如果他们也能够一两年或者两三年一次地来我的坟上看我一次，对着或许有的墓碑，同样的敬茶酒，烧纸钱，也许我就安心了。至少，如果有那么一幕，我才能够告诉自己的阴魂说：还不算太失败。

死亡是最干净彻底的。而时间则让这种极致的断舍离变成一种神圣的安宁。大概是因为是早上，妈妈坟前的青草沾满了露水，周围没有什么人，头顶上有阴云，然而不是密布而让人感到阴深，我只是感到一种和内心情绪相呼应的低沉和安慰。我没有停留太久，转身离去的时候，感到的是一份被赠与的心安。

祭之为祭，在心。后人对前人的下跪，在于那份铭记于心的感激和继续前行的责任。我妈妈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正如我同样普普通通。我妈妈葬于异国他乡一个不知名的小山头，正如我将来也许同样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长眠。相同的结局，不一样的地方。相通的，也许是我们都有自己的小孩，即便不回来看我们一眼，那份血脉的延续，连同在文化上的被认可，在我祭拜和遥想将来子女对我的祭拜的时候感觉突然异常的强烈。

人的永生，从来都不应该是肉体，而是精神。我在跪下去的那一刻，在离开时回望的那一眼，突然体会得异常的深刻。仿佛是一道被唤醒的灵魂深处回声。